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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短篇散文

时间: 淑贤2 朱自清

  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以真挚丰富的人情味儿给众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朱自清短篇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朱自清短篇散文一:蒙自杂记

  我在蒙自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但是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电筒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城外的名胜去处,南湖,湖里的崧岛,军山,三山公园,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马湖,在那两处住的时候,也有这种静味。

  大街上有一家卖糖粥的,带着卖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干净,又便宜,我们联大师生照顾的特别多。掌柜是个四川人,姓雷,白发苍苍的。他脸上常挂着微笑,却并不是巴结顾客的样儿。他爱点古玩什么的,每张桌子上,竹器瓷器占着一半儿;糖粥和粑粑便摆在这些桌子上吃。他家里还藏着些“精品”,高兴的时候,会特地去拿来请顾客赏玩一番。老头儿有个老伴儿,带一个伙计,就这么活着,倒也自得其乐。我们管这个铺子叫“雷稀饭”,管那掌柜的也叫这名儿;他的人缘儿是很好的。

  城里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门对儿。这里许多门对儿都切合着人家的姓。别地方固然也有这么办的,但没有这里的多。散步的时候边看边猜,倒很有意思。但是最多的是抗战的门对儿。昆明也有,不过按比例说,怕不及蒙自的多;多了,就造成一种氛围气,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记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这似乎也算利用旧形式宣传抗战建国,是值得鼓励的。眼前旧历年就到了,这种抗战春联,大可提倡一下。

  蒙自的正式宣传工作,除党部的标语外,教育局的努力,也值得记载。他们将一座旧戏台改为演讲台,又每天张贴油印的广播消息。这都是有益民众的。他们的经费不多,能够逐步做去,是很有希望的。他们又帮忙北大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报名的非常踊跃,但因为教师和座位的关系,只收了二百人。夜校办了两三个月,学生颇认真,成绩相当可观。那时蒙自的联大要搬到昆明来,便只得停了。教育局长向我表示很可惜;看他的态度,他说的是真心话。蒙自的民众相当的乐意接受宣传。联大的学生曾经来过一次灭蝇运动。四五月间蒙自苍蝇真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口便飞进一个去。灭蝇运动之后,街上许多食物铺子,备了冷布罩子,虽然简陋,不能不说是进步。铺子的人常和我们说,“这是你们来了之后才有的呀。”可见他们是很虚心的。

  蒙自有个火把节,四乡是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晚上,城里是二十五晚上。那晚上城里人家都在门口烧着芦秆或树枝,一处处一堆堆熊熊的火光,围着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孩子们手里更提着烂布浸油的火球儿晃来晃去的,跳着叫着,冷静的城顿然热闹起来。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四乡地方空阔,都用一棵棵小树烧;想象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里涌起一团团的热火,光景够雄伟的。四乡那些夷人,该更享受这个节,他们该更热烈的跳着叫着罢。这也许是个拔除节,但暗示着生活力的伟大,是个有意义的风俗;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

  南湖在冬春两季水很少,有一半简直干得不剩一点二滴儿。但到了夏季,涨得溶溶滟滟的,真是返老还童一般。湖堤上种了成行的由加利树;高而直的干子,不差什么也有“参天”之势。细而长的叶子,像惯于拂水的垂杨,我一站到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十刹海。再加上崧岛那一带田田的荷叶,亭亭的荷花,更像十刹海了。崧岛是个好地方,但我看还不如三山公园曲折幽静。这里只有三个小土堆儿。几个朴素小亭儿。可是回旋起伏,树木掩映,这儿那儿更点缀着一些石桌石墩之类;看上去也罢,走起来也罢,都让人有点余味可以咀嚼似的。这不能不感谢那位李崧军长。南湖上的路都是他的军士筑的,崧岛和军山也是他重新修整的;而这个小小的公园,更见出他的匠心。这一带他写的匾额很多。他自然不是书家,不过笔势瘦硬,颇有些英气。

  联大租借了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是蒙自最好的地方。海关里高大的由加利树,和一片软软的绿草是主要的调子,进了门不但心胸一宽,而且周身觉得润润的。树头上好些白鹭,和北平太庙里的“灰鹤”是一类,北方叫做“老等”。那洁白的羽毛,那伶俐的姿态,耐人看,一清早看尤好。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灌木林的甬道,夜里月光从叶缝里筛下来,该是顶有趣的。另一个角落长着些芒果树和木瓜树,可惜太阳力量不够,果实结得不肥,但沾着点热带味,也叫人高兴。银行里花多,遍地的颜色,随时都有,不寂寞。最艳丽的要数叶子花。花是浊浓的紫,脉络分明活像叶,一丛丛的,一片片的,真是“浓得化不开”。花开的时候真久。我们四月里去,它就开了,八月里走,它还没谢呢。

  1939年2月5-6日作

  朱自清短篇散文二:重庆一瞥

  重庆的大,我这两年才知道。从前只知重庆是一个岛,而岛似乎总大不到哪儿去的。两年前听得一个朋友谈起,才知道不然。他一向也没有把重庆放在心上。但抗战前二年走进夔门一看,重庆简直跟上海差不多;那时他确实吃了一惊。我去年七月到重庆时,这一惊倒是幸而免了。却是,住了一礼拜,跑的地方不算少,并且带了地图在手里,而离开的时候,重庆在我心上还是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好大,我现在还是说不出。

  从前许多人,连一些四川人在内,都说重庆热闹,俗气,我一向信为定论。然而不尽然。热闹,不错,这两年更其是的;俗气,可并不然。我在南岸一座山头上住了几天。朋友家有一个小廊子,和重庆市面对面儿。清早江上雾濛濛的,雾中隐约着重庆市的影子。重庆市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儿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谁知道!再说在市内,傍晚的时候我跟朋友在枣子岚垭,观音岩一带散步,电灯亮了,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光是海。一盏灯一个眼睛,传递着密语,像旁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人,还哪儿来的俗气?

  从昆明来,一路上想,重庆经过那么多回轰炸,景象该很惨罢。报上虽不说起,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我坐轿子,坐洋车,坐公共汽车,看了不少的街,炸痕是有的,瓦砾场是有的,可是,我不得不吃惊了,整个的重庆市还是堂皇伟丽的!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步行人,挤着挨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也没有。有一早上坐在黄家垭口那家宽敞的豆乳店里,街上开过几辆炮车。店里的人都起身看,沿街也聚着不少的人。这些人的眼里都充满了安慰和希望。只要有安慰和希望,怎么轰炸重庆市的景象也不会惨的。我恍然大悟了。--只看去年秋天那回大轰炸以后,曾几何时,我们的陪都不是又建设起来了吗!

  1941年3月14日作

  朱自清短篇散文三:重庆行记

  这回暑假到成都看看家里人和一些朋友,路过陪都,停留了四日。每天真是东游西走,几乎车不停轮,脚不停步。重庆真忙,像我这个无事的过客,在那大热天里,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风里转,可见那忙的程度。这倒是现代生活现代都市该有的快拍子。忙中所见,自然有限,并且模糊而不真切。但是换了地方,换了眼界,自然总觉得新鲜些,这就乘兴记下了一点儿。飞

  我从昆明到重庆是飞的。人们总羡慕海阔天空,以为一片茫茫,无边无界,必然大有可观。因此以为坐海船坐飞机是“不亦快哉!”其实也未必然。晕船晕机之苦且不谈,就是不晕的人或不晕的时候,所见虽大,也未必可观。海洋上见的往往是一片汪洋,水,水,水。当然有浪,但是浪小了无可看,大了无法看--那时得躲进舱里去。船上看浪,远不如岸上,更不如高处。海洋里看浪,也不如江湖里,海洋里只是水,只是浪,显不出那大气力。江湖里有的是遮遮碍碍的,山哪,城哪,什么的,倒容易见出一股劲儿。“江间波浪兼云涌”为的是巫峡勒住了江水;“波撼岳阳城”,得有那岳阳城,并且得在那岳阳城楼上看。

  不错,海洋里可以看日出和日落,但是得有运气。日出和日落全靠云霞烘托才有意思。不然,一轮呆呆的日头简直是个大傻瓜!云霞烘托虽也常有,但往往淡淡的,懒懒的,那还是没意思。得浓,得变,一眨眼一个花样,层出不穷,才有看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生只见过两回的落日,都在陆上,不在水里。水里看见的,日出也罢,日落也罢,只是些傻瓜而已。这种奇观若是有意为之,大概白费气力居多。有一次大家在衡山上看日出,起了个大清早等着。出来了,出来了,有些人跳着嚷着。那时一丝云彩没有,日光直射,教人睁不开眼,不知那些人看到了些什么,那么跳跳嚷嚷的。许是在自己催眠吧。自然,海洋上也有美丽的日落和日出,见于记载的也有。但是得有运气,而有运气的并不多。

  赞叹海的文学,描摹海的艺术,创作者似乎是在船里的少,在岸上的多。海太大太单调,真正伟大的作家也许可以单刀直入,一般离了岸却掉不出枪花来,像变戏法的离开了道具一样。这些文学和艺术引起未曾航海的人许多幻想,也给予已经航海的人许多失望。天空跟海一样,也大也单调。日月星的,云霞的文学和艺术似乎不少,都是下之视上,说到整个儿天空的却不多。星空,夜空还见点儿,昼空除了“青天”“明蓝的晴天”或“阴沉沉的天”一类词儿之外,好像再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初次坐飞机的人虽无多少文学艺术的背景帮助他的想象,却总还有那“天宽任鸟飞”的想象;加上别人的经验,上之视下,似乎不只是苍苍而已,也有那翻腾的云海,也有那平铺的锦绣。这就够揣摩的。

  但是坐过飞机的人觉得也不过如此,云海飘飘拂拂的弥漫了上下四方,的确奇。可是高山上就可以看见;那可以是云海外看云海,似乎比飞机上云海中看云海还清切些。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飞机上看云,有时却只像一堆堆破碎的石头,虽也算得天上人间,可是我们还是愿看流云和停云,不愿看那死云,那荒原上的乱石堆。至于锦绣平铺,大概是有的,我却还未眼见。我只见那“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可怜得像条臭水沟似的。城市像地图模型,房屋像儿童玩具,也多少给人滑稽感。自己倒并不觉得怎样藐小,却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假如在海船里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傻子,在飞机上有时便会觉得自己是丑角吧。然而飞机快是真的,两点半钟,到重庆了,这倒真是个“不亦快哉”!热

  昆明虽然不见得四时皆春,可的确没有一般所谓夏天。今年直到七月初,晚上我还随时穿上衬绒袍。飞机在空中走,一直不觉得热,下了机过渡到岸上,太阳晒着,也还不觉得怎样热。在昆明听到重庆已经很热。记得两年前端午节在重庆一间屋里坐着,什么也不做,直出汗,那是一个时雨时晴的日子。想着一下机必然汗流浃背,可是过渡花了半点钟,满晒在太阳里,汗珠儿也没有沁出一个。后来知道前两天刚下了雨,天气的确清凉些,而感觉既远不如想象之甚,心里也的确清凉些。

  滑竿沿着水边一线的泥路走,似乎随时可以滑下江去,然而毕竟上了坡。有一个坡很长,很宽,铺着大石板。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穿着各样的短衣,摇着各样的扇子,真够热闹的。片段的颜色和片段的动作混成一幅斑驳陆离的画面,像出于后期印象派之手。我赏识这幅画,可是好笑那些人,尤其是那些扇子。那些扇子似乎只是无所谓的机械的摇着,好像一些无事忙的人。当时我和那些人隔着一层扇子,和重庆也隔着一层扇子,也许是在滑竿儿上坐着,有人代为出力出汗,会那样心地清凉罢。

  第二天上街一走,感觉果然不同,我分别了重庆的热了。扇子也买在手里了。穿着成套的西服在大太阳里等大汽车,等到了车,在车里挤着,实在受不住,只好脱了上装,摺起挂在膀子上。有一两回勉强穿起上装站在车里,头上脸上直流汗,手帕子简直揩抹不及,眉毛上,眼镜架上常有汗偷偷的滴下。这偷偷滴下的汗最教人担心,担心它会滴在面前坐着的太太小姐的衣服上,头脸上,就不是太太小姐,而是绅士先生,也够那个的。再说若碰到那脾气躁的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曾在北平一家戏园里见某甲无意中碰翻了一碗茶,泼些在某乙的竹布长衫上,某甲直说好话,某乙却一声不响的拿起茶壶向某甲身上倒下去。碰到这种人,怕会大闹街车,而且是越闹越热,越热越闹,非到宪兵出面不止。

  话虽如此,幸而倒没有出什么岔儿,不过为什么偏要白白的将上装挂在膀子上,甚至还要勉强穿上呢?大概是为的绷一手儿罢。在重庆人看来,这一手其实可笑,他们的夏威夷短裤儿照样绷得起,何必要多出汗呢?这儿重庆人和我到底还隔着一个心眼儿。再就说防空洞罢,重庆的防空洞,真是大大有名、死心眼儿的以为防空洞只能防空,想不到也能防热的,我看沿街的防空洞大半开着,洞口横七竖八的安些床铺、马札子、椅子、凳子,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各样衣着的男人、女人。在街心里走过,瞧着那懒散的样子,未免有点儿烦气。这自然是死心眼儿,但是多出汗又好烦气,我似乎倒比重庆人更感到重庆的热了。行

  衣食住行,为什么却从行说起呢?我是行客,写的是行记,自然以为行第一。到了重庆,得办事,得看人,非行不可,若是老在屋里坐着,压根儿我就不会上重庆来了。再说昆明市区小,可以走路;反正住在那儿,这回办不完的事,还可以留着下回办,不妨从从容容的,十分忙或十分懒的时候,才偶尔坐回黄包车、马车或公共汽车。来到重庆可不能这么办,路远、天热,日子少、事情多,只靠两腿怎么也办不了。

  况这儿的车又相应、又方便,又何乐而不坐坐呢?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其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时我总是起点上终点下的多,回数自然就少。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脚朝天,一是头冲地,有些惊人,但不要紧,滑竿夫倒把得稳。从前黄包车下打铜街那个坡,却真有惊人的着儿,车夫身子向后微仰,两手紧压着车把,不拉车而让车子推着走,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紧忽慢,看去有时好像不点地似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压不住车把,车子会翻过去,那时真的是脚不点地了,这够险的。所以后来黄包车禁止走那条街,滑竿现在也限制了,只准上坡时坐。可是公共汽车却大进步了。

  这回坐公共汽车最多,滑竿最少。重庆的公用汽车分三类,一是特别快车,只停几个大站,一律廿五元,从那儿坐到哪儿都一样,有些人常拣那候车人少的站口上车,兜个圈子回到原处,再向目的地坐;这样还比走路省时省力,比雇车省时省力省钱。二是专车,只来往政府区的上清寺和商业区的都邮街之间,也只停大站,廿五元。三是公共汽车,站口多,这回没有坐,好像一律十五元,这种车比较慢,行客要的是快,所以我没有坐。慢固然因停的多,更因为等的久。重庆汽车,现在很有秩序了,大家自动的排成单行,依次而进,坐位满人,卖票人便宣布还可以挤几个,意思是还可以“站”几个。这时愿意站的可以上前去,不妨越次,但是还得一个跟一个“挤”满了,卖票宣布停止,叫等下次车,便关门吹哨子走了。公共汽车站多价贱,排班老是很长,在腰站上,一次车又往往上不了几个,因此一等就是二三十分钟,行客自然不能那么耐着性儿。衣

  二十七年春初过桂林,看见满街都是穿灰布制服的,长衫极少,女子也只穿灰衣和裙子。那种整齐,利落,朴素的精神,叫人肃然起敬;这是有训练的公众。后来听说外面人去得多了,长衫又多起来了。国民革命以来,中山服渐渐流行,短衣日见其多,抗战后更其盛行。从前看不起军人,看不惯洋人,短衣不愿穿,只有女人才穿两截衣,哪有堂堂男子汉去穿两截衣的。可是时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装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长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旧长衫,只算是回光返照。可是这两三年各处却有不少的新长衫出现,这是因为公家发的平价布不能做短服,只能做长衫,是个将就局儿。相信战后材料方便,还要回到短装的,这也是一种现代化。

  四川民众苦于多年的省内混战,对于兵字深恶痛绝,特别称为“二尺五”和“棒客”,列为一等人。我们向来有“短衣帮”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却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别看重长衫,乡下人赶场或入市,往往头缠白布,脚登草鞋,身上却穿着青布长衫。是粗布,有时很长,又常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可不含糊是长衫。也许向来是天府之国,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便特别讲究仪表,至今还留着些流风余韵罢?然而城市中人却早就在赶时髦改短装了。短装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遗憾,赵武灵王不是改了短装强兵强国吗?短装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个衬衫短裤就可以大模大样的在街上走,长衫就似乎不成。只有广东天热,又不像四川在意小节,短衫裤可以行街。可是所谓短衫裤原是长裤短衫,广东的短衫又很长,所以还行得通,不过好像不及衬衫短裤的派头。

  不过衬衫短裤似乎到底是便装,记得北平有个大学开教授会,有一位教授穿衬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风纪问题来。三年前的夏季,在重庆我就见到有穿衬衫赴宴的了,这是一位中年的中级公务员,而那宴会是很正式的,座中还有位老年的参政员。可是那晚的确热,主人自己脱了上装,又请客人宽衣,于是短衫和衬衫围着圆桌子,大家也就一样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着上装来,到门口穿上,到屋里经主人一声“宽衣”,便又脱下,告辞时还是搭着走。其实真是多此一举,那么热还绷个什么呢?不如衬衫入座倒干脆些。可是中装的却得穿着长衫来去,只在室内才能脱下。西服客人累累赘赘带着上装,倒可以陪他们受点儿小罪,叫他们不至于因为这点不平而对于世道人心长吁短叹。

  战时一切从简,衬衫赴宴正是“从简”。“从简”提高了便装的地位,于是乎造成了短便装的风气。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处都见,黄的、黑的、拉链的、扣钮的、收底的、不收底边的,花样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只除了六十以上的老头儿。从前穿的人多少带些个“洋”关系,现在不然,我曾在昆明乡下见过一个种地的,穿的正是这皮茄克,虽然旧些。不过还是司机穿的最早,这成个司机文化一个重要项目。皮茄克更是哪儿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着一件老皮茄克教书、演讲、赴宴、参加典礼,到重庆开会,差不多是皮茄克为记。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学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赶时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运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说的这两年至少在重庆风行的夏威夷衬衫,简称夏威夷衫,最简称夏威衣。这种衬衫创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种土风。夏威夷岛在热带,译名虽从音,似乎也兼义。夏威夷衣自然只宜于热天,只宜于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国的重庆等。重庆流行夏威衣却似乎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从重庆回到昆明,说是曾看见某首长穿着这种衣服在别墅的路上散步,虽然在黄昏时分,我的这位书生朋友总觉得不大像样子。今年我却看见满街都是的,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罢?

  夏威衣翻领像西服的上装,对襟面袖,前后等长,不收底边,不开岔儿,比衬衫短些。除了翻领,简直跟中国的短衫或小衫一般无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庆市中走来走去。那翻领是具体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于凉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确比衬衫通风;而看起来飘飘然,心上也爽利。重庆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绸子黄卡叽居多,土布也有,绸的便更见其飘飘然,配长裤的好像比配短裤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时通过持续来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阵飘过去似的,倒也别有风味,参差零落就差点劲儿。夏威衣在重庆似乎比皮茄克还普遍些,因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会像皮茄克那样上品否。到了成都时,宴会上遇见一位上海新来的青年衬衫短裤入门,却不喜欢夏威衣(他说上海也有),说是无礼貌。这可是在成都、重庆人大概不会这样想吧?

  1944年9月7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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