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选

　　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作家,从其发表作品起,就一直受到研究界的关注。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朱自清散文选，希望大家喜欢。

　　朱自清散文选一：论青年

　　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赞中华》篇里第一次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青年的估价超过老年之上。这扼要的说明了我们的时代。这是青年时代，而这时代该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那时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的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斗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样，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里，特别是中年人的手里。于是乎来了青年的反抗，在学校里反抗师长，在社会上反抗统治者。他们反抗传统和纪律，用怠工，有时也用挺击。中年统治者记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静，觉着现在青年爱捣乱，惹麻烦，第一步打算压制下去。可是不成。于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来了集体训练，开出新局面，可是还得等着瞧呢。

　　青年反抗传统，反抗社会，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们低头受压，使不出大力气，见得沉静罢了。家庭里父代和子代闹别扭是常见的，正是压制与反抗的征象。政治上也有老少两代的斗争，汉朝的贾谊到戊戌六君子，例子并不少。中年人总是在统治的地位，老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老年时代，青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青年时代。老年和青年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年人却总是在位，因此无所谓中年时代。老年人的衰朽，是过去，青年人还幼稚，是将来，占有现在的只是中年人。他们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面也在讥笑前者，烦厌后者。安慰还是顺的，培植却常是逆的，所以更难。培植是凭中年人的学识经验做标准，大致要养成有为有守爱人爱物的中国人。青年却恨这种切近的典型的标准妨碍他们飞跃的理想。他们不甘心在理想还未疲倦的时候就被压进典型里去，所以总是挣扎着，在憧憬那海阔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为什么总爱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说是时代病。其实这倒是成德达材的大路;压迫的，挣扎着，材德的达成就在这两种力的平衡里。这两种力永恒的一步步平衡着，自古已然，不过现在更其表面化罢了。

　　青年人爱说自己是天真的，纯洁的。但是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练却只是工于自谋，到了临大事，决大疑，似乎又见得幼稚了。青年要求进步，要求改革，自然很好，他们有的是奋斗的力量。不过大处着眼难，小处下手易，他们的饱满的精力也许终于只用在自己的物质的改革跟进步上;于是骄奢淫佚，无所不为，有利无义，有我无人。中年里原也不缺少这种人，效率却赶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还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了汉，得过且过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极，马马虎虎对付着，一点不认真。中年人这两种也够多的。可是青年时就染上这些习气，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所幸青年人容易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像中年人往往将错就错，一直沉到底里去。

　　青年人容易脱胎换骨改样子，是真可以自负之处;精力足，岁月长，前路宽，也是真可以自负之处。总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说青年时候不狂，什么时候才狂?不错。但是这狂气到时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会忘其所以的。青年人爱讽刺，冷嘲热骂，一学就成，挥之不去;但是这只足以取快一时，久了也会无聊起来的。青年人骂中年人逃避现实，圆通，不奋斗，妥协，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青年人有时候让现实笼罩住，伸不出头，张不开眼，只模糊的看到面前一段儿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又是小处。若是能够偶然到所谓世界外之世界里歇一下脚，也许可以将自己放大些。青年也有时候偏执不回，过去一度以为读书就不能救国就是的。那时蔡孑民先生却指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权衡轻重的圆通观。懂得这种圆通，就可以将自己放平些。能够放大自己，放平自己，才有真正的工作与严肃，这里就需要奋斗了。

　　蔡孑民先生不愧人师，青年还是需要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但是这些人得组织起来，通力合作。讲情理，可是不敷衍，重诱导，可还归到守法上。不靠婆婆妈妈气去乞怜青年人，不靠甜言蜜语去买好青年人，也不靠刀子手枪去示威青年人。只言行一致后先一致的按着应该做的放胆放手做去。不过基础得打在学校里;学校不妨尽量社会化，青年训练却还是得在学校里。学校好像实验室，可以严格的计划着进行一切;可不是温室，除非让它堕落到那地步。训练该注重集体的，集体训练好，个体也会改样子。人说教师只消传授知识就好，学生做人，该自己磨练去。但是得先有集体训练，教青年有胆量帮助人，制裁人，然后才可以让他们自己磨练去。这种集体训练的大任，得教师担当起来。现行的导师制注重个别指导，琐碎而难实践，不如缓办，让大家集中力量到集体训练上。学校以外倒是先有了集中训练，从集中军训起头，跟着来了各种训练班。前者似乎太单纯了，效果和预期差得多，后者好像还差不多。不过训练班至多只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培植根基还得在学校里。在青年时代，学校的使命更重大了，中年教师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们得任劳任怨的领导一群群青年人走上那成德达材的大路。

　　1944年6月9日作。

　　朱自清散文选二：父母的责任

　　在很古的时候，做父母的对于子女，是不知道有什么责任的。那时的父母以为生育这件事是一种魔术，由于精灵的作用;而不知却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时实是连父母的观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说什么责任了!(哈蒲浩司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待遇子女的态度和方法，推想起来，不外根据于天然的爱和传统的迷信这两种基础;没有自觉的标准，是可以断言的。后来人知进步，精灵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班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性交的结果，并无神怪可言。但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如何呢?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如何呢?那些当仁不让的父母便渐渐的有了种种主张了。且只就中国论，从孟子时候直到现在，所谓正统的思想，大概是这样说的：儿子是延续宗祀的，便是儿子为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养儿子成人，成为肖子--小之要能挣钱养家，大之要能荣宗耀祖。但在现在，第二个条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给儿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责任--不是对于儿子的责任，是对于他们的先人和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娶媳妇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续宗祀!至于女儿，大家都不重视，甚至厌恶的也有。卖她为妓，为妾，为婢，寄养她于别人家，作为别人家的女儿;送她到育婴堂里，都是寻常而不要紧的事;至于看她作赔钱货，那是更普通了!在这样情势之下，父母对于女儿，几无责任可言!普通只是生了便养着;大了跟着母亲学些针黹，家事，等着嫁人。这些都没有一定的责任，都只由父母随意为之。只有嫁人，父母却要负些责任，但也颇轻微的。在这些时候，父母对儿子总算有了显明的责任，对女儿也算有了些责任。但都是从子女出生后起算的。至于出生前的责任，却是没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们说起，只怕还要吃惊哩!在他们模糊的心里，大约只有生儿子、多生儿子两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却不是责任。虽然那些已过三十岁而没有生儿子的人，便去纳妾，吃补药，千方百计的想生儿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责任。所以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里糊涂给了他们一条生命!因此，无论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权利。

　　近代生物科学及人生科学的发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进。人的责任的见解，因而起了多少的变化，对于父母的责任的见解，更有重大的改正。从生物科学里，我们知道子女非为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却大部分是为子女而生存!与其说延续宗祀，不如说延续生命和延续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关联的，又有扩大或发展生命的要求，这却从前被习俗或礼教埋没了的，于今又抬起头来了。所以，现在的父母不应再将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里，叫他们做肖子，应该让他们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发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于子与女的应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学所说明，以及现实生活所昭示，更其是显然了。这时的父母负了新科学所指定的责任，便不能像从前的随便。他们得知生育子女一面虽是个人的权利，一面更为重要的，却又是社会的服务，因而对于生育的事，以及相随的教养的事，便当负着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将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后嗣而教养他们，应该将他们看作社会的后一代而教养他们!这样，女儿随意怎样待遇都可，和为家族与自己的利益而教养儿子的事，都该被抗议了。这种见解成为风气以后，将形成一种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轻率的、容易的事;人们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将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没有父母的能力而贸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养成身体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将受社会与良心的制裁了。在这样社会里，子女们便都有福了。只是，惭愧说的，现在这种新道德还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们的标准看，在目下的社会里--特别注重中国的社会里，几乎没有负责任的父母!或者说，父母几乎没有责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疯人，白痴都可公然结婚，生育子女!虽然也有人慨叹于他们的子女从他们接受的遗传的缺陷，但却从没有人抗议他们的生育的权利!因之，残疾的、变态的人便无减少的希望了!穷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却可生出许多子女;宁可让他们忍冻挨饿，甚至将他们送给人，卖给人，却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别人怀疑他们的权利!因之，流离失所的，和无教无养的儿童多了!这便决定了我们后一代的悲惨的命运!这正是一般作父母的不曾负着生育之社会的责任的结果。也便是社会对于生育这件事放任的结果。所以我们以为为了社会，生育是不应该自由的;至少这种自由是应该加以限制的!不独精神，身体上有缺陷的，和无养育子女的经济的能力的应该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后一代社会所需要而教育他们的，也当受一种道德的制裁。--教他们自己制裁，自觉的不生育，或节制生育。现在有许多富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孩子，或因父母溺爱，或因父母事务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致不能养成适应将来的健全的人格;有些还要受些祖传老店子曰铺里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会有新鲜活泼的进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里，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这些倾向!这种生育的流弊，虽没有前面两种的厉害，但足以为进步的重大的阻力，则是同的!并且这种流弊很通行，--试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族里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哪个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将也为他们的--也可说我们的--运命担忧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现在生活程度渐渐高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教养一个子女的费用，足以使家庭的安乐缩小，子女的数和安乐的量恰成反比例这件事，是很显然了。那些贫穷的人也觉得子女是一种重大的压迫了。其实这些情形从前也都存在，只没有现在这样叫人感着吧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新兴的知识阶级最能锐敏的感到这种痛苦。可是大家虽然感着，却又觉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让命运去决定了。直到近两年，生物学的知识，尤其是优生学的知识，渐渐普及于一般知识阶级，于是他们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顺夫人来华，传播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影响特别的大;从此便知道不独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当事人不愿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于是对于子女的事，比较出生后，更其注重出生前了;于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显明的责任了。父母对于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权力，则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养，便都是他们的过失。他们应该受良心的责备，受社会的非难!而且看做父母为重大的社会服务，从社会的立场估计时，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责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后的责任反要大哩!以上这些见解，目下虽还不能成为风气，但确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识阶级里。我希望知识阶级的努力，一面实行示范，一面尽量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宣传，到最僻远的地方里，到最下层的社会里;等到父母们不但知道自己背上有这些责任，并且愿意自己背上负这些责任，那时基于优生学和节育论的新道德便成立了。

　　这是我们子孙的福音!

　　在最近的将来里，我希望社会对于生育的事有两种自觉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举花柳病者等，该用法律去禁止他们生育的权利，便是法律的制裁。这在美国已有八州实行了。但施行这种制裁，必需具备几个条件，才能有效。一要医术发达，并且能得社会的信赖;二要户籍登记的详确(如遗传性等，都该载入);三要举行公众卫生的检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会的宽容。这五种在现在的中国，一时都还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暂难实现;我们只好从各方面努力罢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虽然还不可能，劝止做父母的事，却是随时，随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责任，教人知道现在的做父母应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就是人们于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负责及不能负责的父母是怎样不合理，怎样损害社会，怎样可耻!这都是爱作就可以作的。这样给人一种新道德的标准去自己制裁，便是社会的道德的制裁的出发点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现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设的。并且在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见些。况不适当的生育当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项，将来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余几种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为，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见效，而且是更为重要;我们的努力自然便该特别注重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将来虽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时而穷，仍非靠道德辅助不可;况法律的施行，有赖于社会的宽容，而社会宽容的基础，仍必筑于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现在法律的制裁未实现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觉得身体的缺陷，自己忏悔自己的罪孽;便借着忏悔的力量，决定不将罪孽传及子孙，以加重自己的过恶!这便自己剥夺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权利。但这种自觉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更希望他们的家族，亲友，时时提醒他们，监视他们，使他们警觉!关于疯人、白痴，则简直全无自觉可言;那是只有靠着他们保护人，家族，亲友的处置了。在这种情形里，我们希望这些保护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会的责任及他们对于后一代应有的责任，而知所戒惧，断然剥夺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护者的做父母的权利!这几类人最好是不结婚或和异性隔离;至少也当用节育的方法使他们不育!至于说到那些穷到连养育子女也不能的，我们教他们不滥育，是很容易得他们的同情的。只需教给他们最简便省钱的节育的方法，并常常向他们恳切的说明和劝导，他们便会渐渐的相信，奉行的。但在这种情形里，教他们相信我们的方法这过程，要比较难些;因为这与他们信自然与命运的思想冲突，又与传统的多子孙的思想冲突--他们将觉得这是一种罪恶，如旧日的打胎一样;并将疑惑这或者是洋人的诡计，要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什么的!但是传统的思想，在他们究竟还不是固执的，魔术的怀疑因了宣传方法的巧妙和时日的长久，也可望减缩的;而经济的压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压迫，他们难以抵抗的!所以只要宣传的得法，他们是容易渐渐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资产阶级，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极难侵入的!他们有相当的经济的能力，有固执的传统的思想，他们是不会也不愿知道生育是该受限制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适当的生育!他们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传统的态度与方法待遇他们，结果是将他们装在自己的型里，作自己的牺牲!这样尽量摧残了儿童的个性与精神生命的发展，却反以为尽了父母的责任!这种误解责任较不明责任实在还要坏;因为不明的还容易纳入忠告，而误解的则往往自以为是，拘执不肯更变。这种人实在也不配做父母!因为他们并不能负真正的责任。我们对于这些人，虽觉得很不容易使他们相信我们，但总得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能知道些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道理，使他们能以儿童为本位，能理解他们，指导他们，解放他们;这样改良从前一切不适当的教养方法。并且要使他们能有这样决心：在他们觉得不能负这种适当的教养的责任，或者不愿负这种责任时，更应该断然采取节育的办法，不再因循，致误人误己。这种宣传的事业，自然当由新兴的知识阶级担负;新兴的知识阶级虽可说也属于小资产阶级里，但关于生育这件事，他们特别感到重大的压迫，因有了彻底的了解，觉醒的态度，便与同阶级的其余部分不同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留着：现存的由各种不适当的生育而来的子女们，他们的父母将怎样为他们负责呢?我以为花柳病者等一类人的子女，只好任凭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许谬种再得流传便了。贫家子女父母无力教养的，由社会设法尽量收容他们，如多设贫儿院等。但社会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还是要任凭自然先生去处置的!这是很悲惨的事，但经济组织一时既还不能改变，又有什么法儿呢?我们只好尽其在人罢了。至于那些以长者为本位而教养儿童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良，前节已说过了。还有新兴的知识阶级里现在有一种不愿生育子女的倾向;他们对于从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觉得冷淡，甚至厌恶，因而不愿为他们尽力。在这里，我要明白指出，生物进化，生命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前一代牺牲于后一代，牺牲是进步的一个阶梯!愿他们--其实我也在内--为了后一代的发展，而牺牲相当的精力于子女的教养;愿他们以极大的忍耐，为子女们将来的生命筑坚实的基础，愿他们牢记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不要忘了子女们的幸福!这是很要些涵养工夫的。总之，父母的责任在使子女们得着好的生活，并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会上得着些健全的、优良的、适于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随意的。

　　为使社会上适于生存的日多，不适于生存的日少，我们便重估了父母的责任：

　　父母不是无责任的。

　　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应以幼者为本位，社会为本位。

　　我们希望社会上父母都负责任;没有不负责任的父母!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这是生物学、社会学所指给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责任由不明了到明了是可能的，则由不正确到正确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总在我们的努力，比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尤其重大的，这是我们对一切幼者的责任!努力努力!

　　朱自清散文选三：悼何一公君①

　　①何一公，即何鸿烈，清华学生，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浙江温州人，“凡爱国运动，靡不参与”，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受伤，同年12月上旬旧伤复发，12月30日逝世。 --编者

　　一公初病的一礼拜，有一天，他的同乡夏君匆匆地和我说：“一公病了;他请你给周刊帮忙。”那时我正要上课，不曾详问病情;以为总不过是寻常的病罢了。到了那礼拜六的傍晚，李健吾君因事找我，由他的稿子说到一公的病;我才知道一公的病很厉害，不过那两日已好些了。我和健吾约了晚饭后去看他。晚饭后我到医院去时，听差告诉我他已搬到协和医院去了。这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总是病又厉害了才到协和去的!我于是想下一个礼拜六进城去看他;那里知道他到礼拜四便和我们撒手了!礼拜日的早上，我却去参加他的殡式，这真如做梦一般。

　　一公逝世的消息，是礼拜四那晚上，李惟果君在图书馆楼上告诉我的。那时我刚从一个宴会回来，正在图书馆检书;李君突然跑来和我说：“先生，你知道何鸿烈已死了?”我怔了一怔，觉得人间哀乐，真不可测，黯然而已。李君说他们这一级很不幸，周明群君之后，又弱了一个;而且两个都很不错!他说他们同级前回议纪念册事，大家说将这本纪念册“致献”于周明群君;并说这该是最后的可以“致献”的一个人了。谁知道还有何君呢?李君又说，一公初病时，他去看他，曾和他开玩笑道：“一公先生病了;几时死?我们好预备挽联与祭文。”一公也笑道：“好，你快预备吧。”这些也竟都成了谶语，真是梦想不到的。

　　一公的死，谁也梦想不到的!便是他自己病着时，也想不到的!举殡那一天，他的同乡叶君告诉我，他不曾有一句遗言;他们曾几次试探，他始终没有觉得似的。他，一个活泼泼的少年，哪里会想到他竟要和死神见面呢?他真是一个活泼的人，又是一个极和蔼的人。他的死，凡相识的都同声悼惜;我想他是会被人常常记着的。

　　一公最会谈话。前年暑假后，我初到清华，同学中第一个来和我谈话的是他，我第一个认识的同学也是他。这因他是温州人，而我在温州教过书，所以我一到他就来看我。那是一个晚上;我们足谈了两个钟头。所谈的题目，我已不能记起，大约牵连得很远的。我只记着他的话和他谈话的神气都是很有趣的。以后他还和我长谈过一两回。有一回，孙春台君到清华来画菊花，住了一礼拜。他和一公也是朋友。一公晚上常来找他谈话;我只记得有一回他谈到两点钟才回宿舍去。第二天春台告诉我，他谈的是戏剧与政治，他将来所要专攻的，也就是这两科，他爱好戏剧，我是早知道的;他有志于政治，我是这回才晓得的。但他平常谈话，实在是说到戏剧时多。

　　他的爱好戏剧，爱好文学，似乎过于政治;我总是这样想。这由同学给他的“莎士比亚”的评号可以证明。他对于戏剧真是热心。他编过几种剧本，但我没有细看过;我在前年本校国庆庆祝会中，看过他编撰兼导演的一个戏。他后来虽谦逊着说不好，我觉得实是不错的。他对于本校的演剧，有种种计划;因缺乏帮助，都还未能实现。但李健吾君告我，一公病前还和他说，在最近的期间内，一定要演一回戏。现在是什么都完了!一公论戏剧，论文学，常有精警的话。去年暑假回南，我和他同船。有一晚，我们都在凭栏看月：月是正圆时，银光一片;下面是波涛澎湃，浪花不时地卷上，打得我们身上都湿了。一公和我谈论自然与创作;他的话都是很有分量的。

　　李惟果君告我，一公病前和他谈起最近的计划：说毕业后打算和他的未婚夫人去法国住两年;一九二九年回国应本校第一次留美公开考试，再到美国去。他的计划与志愿都好，但现在只是“虚空的虚空”罢了。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一公殓时，面上似乎还带着生时的微笑，我们知道他现在又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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