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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集

学习啦【余秋雨】 淑贤时间:2016-09-13 09:57:00我要投稿

  余秋雨老师散文读来清新自然,如缕缕的轻风掠过,也如潺潺的溪流亲吟心灵之歌。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余秋雨散文集

  余秋雨散文一:哪里来的陌生人

  一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克鲁伦河畔的宫帐里召见一个人。

  这个人住在北京,赶到这里要整整三个月。出居庸关,经大同,转武川,越阴山,穿沙漠,从春天一直走到夏天。抬头一看,山川壮丽,军容整齐,叹一声“千古之盛,未尝有也”,便知道到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已经十二年。这十二年,一直在打仗,主要是与西夏和金朝作战。三年前在与金朝的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不仅攻占了金朝的中都(即北京),还分兵占领了大小城邑八百多个。中都的一批金朝官员,投降了蒙古军。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为的是要反抗和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契丹人的辽朝。金朝后来确实打败了辽朝,却没有想到蒙古人后来居上,又把它打败了。

  长年的征战,复杂的外交,庞大的朝廷,使成吉思汗的摊子越铺越大。每天都有内内外外的大量问题要面对,成吉思汗急于寻找有智慧、有学问的助手。他原先手下的官员,几乎都是没有文化的莽将。连他自己,也没有多少文化。

  他到处打听,得知四年前攻占金朝中都时,有一位投降过来的金朝官员很智慧,名字叫耶律楚材。

  这个名字使成吉思汗立即作出判断,此人应该是契丹族,辽朝的后裔。耶律家族是辽朝显赫的王族,后来由于金朝灭辽,也就一起“归顺”了金朝。这应该是耶律楚材祖父一辈的事,到耶律楚材父亲一辈,已经成了金朝的高官了。但成吉思汗知道,这个家族在内心对金朝还是不服的,企盼着哪一天能够报仇复国。早在蒙古统一之前,当时还没有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曾经遇见过作为金朝使节派到蒙古部落来的耶律阿海,两人暗中结交,还立下过共同灭金的志愿。

  想到这里成吉思汗笑了,心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家族,被金所灭而降金,金被蒙军打败后又降蒙,如此两度投降,是不是真的始终保持着复兴契丹之梦呢?好在,今天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分别从契丹和蒙古的立场,一前一后一起笑骂曾经那么得意的金朝。

  随着一声通报,成吉思汗抬起头来,眼睛一亮。出现在眼前的人,二十七、八岁光景,高个子,风度翩翩,声音宏亮,还留着很漂亮的长胡子,非常恭敬地向自己行礼。

  成吉思汗高兴地叫了一声:“吾图撒合里!”

  这是蒙古语,意思是长胡子。

  这一叫,就成了今后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习惯称呼。

  寒暄了几句,成吉思汗便说:“你们家族是辽朝的皇族。尽管你做过金朝的官,但我知道辽和金是世仇。你们的仇,我替你们报了!”

  这话说得很有大丈夫气概。接下来,理应是耶律楚材代表自己的世代家族向成吉思汗谢恩。

  但是,耶律楚材的回答让成吉思汗大吃一惊。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早就在金朝任职为臣了,既然做了臣子,怎么可以暗怀二心,仇视金朝君主呢?”

  这话听起来好像在反驳成吉思汗,而且公然表明了对成吉思汗的敌人金朝君主的正面态度,说出来实在是非常冒险。但是,成吉思汗毕竟是成吉思汗,他竟然立即感动了。

  一个人,对于自己服从过的主人和参与过的事业,能一直表示尊敬,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被尊敬对象的现实境况,也不考虑说话时面对着谁。这样的人,成吉思汗从来没有见过。

  成吉思汗看着耶律楚材点了点头,当即向左右表示:这个人的话要重视,今后把他安排在我身边,随时以备咨询。

  这在后来的《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上记为:“上雅重其言,处之左右,以备咨访。”

  二

  这是公元1218年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方向,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天下最大的烈火,总是由最小的草梗点燃。

  据记载,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个四百五十人的商队到中亚大国花剌子模进行贸易。不料刚刚走到今天哈萨克斯坦锡尔河边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队里有一个印度人是这座城市一位长官的老熟人,两人一见面他就直呼其名,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而且还当场夸耀成吉思汗的伟大。那个长官很生气,下令拘捕商队,并报告了国王摩诃末。国王本来就对成吉思汗送来的国书中以父子关系形容两国关系十分不满,竟下令杀死所有商人、没收全部财产。

  成吉思汗从一个逃出来的骆驼夫口中知道了事情始末,便强忍怒火,派出使者质问事件真相。结果,使者被杀。成吉思汗泪流满面,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冠冕,跪在地上绝食祈祷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喃喃地说:“战乱不是我挑起的,请佑助我,赐我复仇的力量!”

  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征服战,开始了。

  耶律楚材,跟在成吉思汗身边。他会占卜,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除了占卜,他还精通天文历法,可以比较准确地提供天气预报,成吉思汗离不开他。

  他是积极支持成吉思汗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这从他一路上用汉语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他写道:

  关山险僻重复重,

  西门雪耻须豪雄。

  定远奇功正今日,

  车书混一华夷通。

  阴山千里横东西,

  秋声浩浩鸣秋溪。

  猿猱鸿鹄不能过,

  天兵百万驰霜蹄。

  这些诗句表明,他认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是“雪耻”,因此是正义的,他还认为这场西征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华夷通”的大一统理想。这个理想,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表述得更明确:“而今四海归王化,明月青天却一家。”

  看得出来,他为成吉思汗西征找到了起点性理由“雪耻”和终点性理由“王化”。有了这两个理由,他心中也就建立了一个理性逻辑,跨马走在成吉思汗身后也显得理直气壮了。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两个更大的感性原因。

  第一个感性原因,是他对成吉思汗的敬仰。他曾在金朝任职,看够了那个朝廷的外强中干、腐败无效、沮丧无望。现在遇到了成吉思汗,只见千钧霹雳,万丈豪情,一切目标都指日可待,一切计划都马到成功。不仅如此,耶律楚材又强烈地感受到成吉思汗对自己这个敌国俘虏的尊重、理解和关爱。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他被彻底溶化了,无条件地服从和赞美成吉思汗的一切意志行动。

  第二个感性原因,是他作为契丹皇族后裔的本能兴奋。这毕竟是一个生来就骑在马背上纵横驰骋的民族,眼前的世界辽阔无垠,心中的激情没有边界。更何况,作为几代皇族,骨子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基因,有一种睥睨群伦的征服欲望。尽管这一切由于辽国的败落而长久荒废,但现在被成吉思汗如风如雷的马蹄声又敲醒了。这种敲醒是致命的,耶律楚材很快就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回归感和舒适感。因此,参加西征,颂扬西征,有一半出于他的生命本性。

  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一种无法节制的残酷逻辑。

  例如,这次以“雪耻”、“复仇”为动因的战争,必然会直指花剌子模国的首都;在通向首都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反抗,都必须剿灭;所有的反抗都必然以城邑为基地,因此这些城邑又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终于打到了首都,国王摩诃末当然已经逃走,因此又必须去追赶;花剌子模国领土辽阔,国王又逃得很快,因此又必须长驱千里;追赶是刻不容缓的事,不能为了局部的占领而滞留,自己的军队又分不出力量来守卫和管理已经占领的城市,因此毁城、屠城的方式越来越残忍;被追的国王终于在里海的一个岛上病死了,但这还不是战争的结束,因为国王的继位者扎兰丁还在逃,而且逃得很远,路线又不确定,因此又必须继续追赶……

  这就是由无数“必须”和“必然”组成的战争逻辑。这种逻辑显得那样严密和客观,简直无法改变。

  在这种客观逻辑之中,又包藏着另一种主观逻辑,那就是,成吉思汗在战争中越来越懂得打仗。军队组织越来越精良,战略战术越来越高明,谍报系统越来越周全,这使战争变成了一种节节攀高的自我竞赛,一种急迫地期待着下一场结果的心理博弈。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无法终止的动力。

  鉴于这些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战争只能越打越遥远,越打越血腥,在很大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失控行为。

  这就是说,种种逻辑组合成了一种非逻辑。

  战争,看起来只是运动在大地之间,实际上在大地之上的天际,还浮悬着一个不受人力操纵的魔鬼,使地面间的残杀沿着它的狞笑变得漫无边际。它,就是战神。

  在人类历史上,大流士、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十字军,都遇到过这个战神。现在轮到成吉思汗了,事情变得更大,超过前面所说的任何战争。

  于是,骑在马背上的耶律楚材不能不皱眉了。

  他的诗句中开始出现一些叹息——

  寂寞河中府,

  声名昔日闻。

  城隍连畎亩,

  市井半丘坟,

  这里所说的“河中府”,就是花剌子模国的首都撒马尔罕,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东部。这么一个声名显赫的富裕城市,经过这场战争,已经“市井半丘坟”了,可见杀戮之重。对此,耶律楚材不能接受,因此深深一叹。他的好些诗都以“寂寞”两字开头,既说明战争留给一座座城市的景象,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一个曾经为万马奔腾的征战场面兴奋不已的人,突然在马蹄间感受到了深深的寂寞,这个转变意味深长。

  三

  西征开始后不久,成吉思汗根据身边一个叫刘仲禄的汉族制箭官的推荐,下诏邀请远在山东莱州的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长春真人)来到军中,讲述养生之道和治国之道。丘处机已经七十多岁,历尽艰辛来到撒马尔罕。当时成吉思汗已经继续向西越过了阿姆河,便命耶律楚材暂且在撒马尔罕陪丘处机。

  这期间,两人在一起写了不少诗。耶律楚材在诗中,已经明显地表示出自己想摆脱西征而东归的心意,以及希望各国息战得太平的期待。例如:

  春雁楼边三两声,

  东天回首望归程。

  天兵几日归东阙?

  万国欢声贺太平。

  甚至,他对西征的必要性也提出了某种怀疑:

  四海从来皆弟兄,

  西行谁复叹行程?

  西行万余里,

  谁谓乃良图?

  后来,丘处机终于在耶律楚材的陪同下到阿姆河西岸的八鲁弯行宫见到了成吉思汗。丘处机一共向成吉思汗讲了三次道,根据相关资料总结,有三个要点:一,长生之道,节欲清心;二,一统天下,不乱杀人;三,为政首要,敬天爱民。

  成吉思汗听进去了,后来多次下令善待丘处机和他的教派。

  丘处机的讲道,与耶律楚材经常在身边悄悄吐露的撤兵求太平的理想,一起对成吉思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二二四年夏天,有士兵报告说游泳时见到一头会说话的怪兽,要蒙古军及早撤军回家。成吉思汗就此事询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一听就明白这是士兵们因厌战而想出来的花招,他自己也早已厌战,就告诉成吉思汗说:“这是祥瑞之兽,热衷保护生命,反对随手屠杀,希望陛下听从天命,回去吧。”

  成吉思汗终于听从了这个“天命”。

  当然成吉思汗收兵还有其他客观原因。例如,毕竟大仇已报,花剌子模的国王摩诃末已死,辽阔的土地都被征服,而军中又发生了瘟疫。

  于是,正如耶律楚材诗中所写,“野老不知天子力,讴歌鼓腹庆昇平”了。

  ——我在叙述以上历史时,许多读者一定会觉得奇怪:耶律楚材怎么会写一手不错的汉诗呢?

  确实不错。我们不妨再读他的一首词:

  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想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横翠嶂,架寒烟。野春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

  这当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但很难想像竟出于古代少数民族官员之手。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人士能把汉诗汉词写好的,第一是纳兰性德,第二是萨都剌,第三就是这位耶律楚材了。

  我更为喜欢的是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起草的邀请丘处机西行的第二诏书,中间有些句子,深得汉文化的精髓。如“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州途之虽阔,瞻几杖似非遥”等句,实在是颇具功力。

  我深信,丘处机能下决心衰年远行,与诏书文句间所散发出来的这种迷人气息有关。文化的微妙之处,最有惊人的诱惑力。

  这就需要谈谈他的文化背景了。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可以远远超越他的民族身份和地域限定。在耶律楚材出生前好几代,他的先祖契丹皇族虽然经常与汉族作战,却一直把汉文化作为提升自己、教育后代的课本。后来到了女真族的金朝,也是同样。耶律楚材从小学习汉文化,从十三岁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到十七岁已经博览群书,成为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儒生。后来在中都(北京),他又开始学佛,成了佛学大师万松老人的门生。学佛又未弃儒,他成了儒佛兼修的通达之士。

  那位丘处机是道家宗师,耶律楚材与他加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儒、佛、道齐全的中国文化精粹结构,出现在成吉思汗身边。这个精粹结构对成吉思汗那么尊敬,但又天天不断地散发出息战、戒杀、尊生、节制、敬天、爱民的绵绵信息,终于使成吉思汗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元史》的《太祖记》记载,成吉思汗在临死前一个月对群臣公开表示:“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

  多么珍贵的“不杀掠”这三个字啊!尽管仍然处于战争之中的成吉思汗一时还无法做到,但既然已经作为一个重大的许诺布告中外,已经让人惊喜不已了。

  此外,据《元史》和《新元史》载,成吉思汗还嘱咐自己的继承人窝阔台,耶律楚材这个人是上天送给我们的,必须委以重任。他说:“此人天赐吾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这两份遗嘱,使历史的温度和亮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着特别的心情,远眺七百多年前在中亚战争废墟间徘徊的两个背影。一个高大的长胡子中年人,搀扶着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年人。他们走得很慢,静静地说着话,优雅的风范,与身边的断垣荒坟很不相称。他们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国文化中儒、佛、道的基本精神,盯住已经蔓延了小半个世界的战火,随时找机会把它控制住。

  他们两人,后来因为佛、道之间的一些宗教龃龉产生隔阂。但我们还是要说,再大的龃龉也是小事,因为他们已经做过了一件真正的大事。四

  成吉思汗几乎是与丘处机同年同月去世的。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五岁,而丘处机则高寿,享年七十九岁。这一年,耶律楚材才三十七岁,春秋正盛。

  耶律楚材妥贴地安排了窝阔台继位的事务。窝阔台继位后果真对他委以重任:中书令,行政最高长官,相当于宰相。在这前后,耶律楚材做了一系列大事。例如——

  一,耶律楚材选择并任命了自己的两个主要助手右丞相和左丞相。让人惊

  异的是,这三个包括耶律楚材在内的最高行政官员,没有一个是蒙古人,也没有一个是汉人,却都熟悉汉族的典章制度。这种安排,在蒙古人掌权的朝廷里,显得非常开通又非常奇特。

  二,蒙古贵族中还有很多保守将领无视成吉思汗“不杀掠”的遗嘱,继续主张大规模杀人。据《元史》载,近侍别迭等人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显然是一个极端恐怖的政策,把汉人杀尽或赶光,使整个中原成为牧地,也就是把农耕文明全部蜕变为游牧文明。耶律楚材为了阻止这个主张,就给窝阔台算了一笔帐,说我们每年需要的五十万两银子、四十万石粮食,八万匹帛匹,全都要来自中原的税收和盐、酒、冶铁等百业,怎么能够不要汉人?窝阔台要耶律楚材就此提供证明,来说服朝廷中保守的蒙古军人。第二年耶律楚材确实以税收的方法为朝廷提供了大量财富,使窝阔台非常高兴。这就奠定了蒙古政权从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并实行税收制度的基础。

  三,窝阔台征服金朝时,有的将领根据蒙古军的老规矩,坚持一个城市若有抗拒,破城之后必须屠城。当时,汴梁城抗拒了,那些将领准备照此办理。耶律楚材立即上奏窝阔台,说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没有活人的土地,那又有什么用!结果,破城后除了处决金朝王室完颜一家外,保全了汴梁城一百四十多万人的生命。从此,放弃屠城政策,成为一个定例,从根本上改变了蒙古军队的行为方式。

  四,蒙古军队占领一地,必定由军事将领管辖一切,毫无约束,横行霸道。耶律楚材提出把军事权力和民政权力分开,并使它们势均力敌,互相牵制。民政权力由文官执掌,军事权贵不得侵犯。在文官职位上,耶律楚材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着重负责征收税赋的事务。甚至,他向窝阔台直接提出了“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的政策,大大改良了政权的文化品质。这样做的结果,也让他这个行政首长有效地控制了财政权,构成了财政、军权、法权的三权鼎力;

  五,耶律楚材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控制了高利贷、通货膨胀、包揽税收和种种贵族特权,成功实行了以经济为主轴的社会管理;

  六,蒙古军队占领一地,还会很自然地把当地人民当作自己的变相奴隶。耶律楚材决定“奏括户口,皆籍为编民”,也就是以户籍制来使这些变相奴隶重新变成平民。由于户籍制,一系列税赋制也有了实行的保证。

  七,耶律楚材还以很大的热情尊孔,正式以儒家经典来办学招士。

  ……

  这一切理性管理措施,使蒙古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且决定了后来元朝的基本格局。

  遗憾的是,窝阔台死后,皇后摄政,反对汉化,与耶律楚材激烈争吵,结果把

  这位名相活活气死了,享年五十五岁。

  他死后,政敌对他的家庭财产进行了查抄。结果发现,“惟琴阮十余,及古今

  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真是太廉洁了。

  所幸,耶律楚材去世十余年后,忽必烈继位。耶律楚材所制定的种种方略,重新获得尊重。

  五

  好,我们现在可以从整体上看看耶律楚材这个人了。

  这位契丹皇族后裔,无论对于金朝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还是对于宋朝的汉人来说,都是陌生人。而且,他好像完全没有我们历来重视的所谓“民族气节”,可以为任何一个民族服务,包括曾经战胜过自己家族的民族,简直算得上是“数典忘祖”了。

  成吉思汗为他的家族报了仇,但他坦诚地表示,自己的心底从来没有这种仇恨。他只在乎今天的服务对象,并且努力把服务做好。只不过,在今天的服务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他认为,是非高于民族,更高于家族。

  因此,历来被人们反复夸大和表演的“故乡情结”、“省籍情结”、“祭祖情结”,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追求的“王化归一统”、“四海皆弟兄”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复兴契丹之梦。尽管他的契丹,曾经建立过那么壮阔和强大的辽朝,留下了那么丰富而动人的故事

  他一点儿也不想做“前朝遗民”、“复仇王子”。他从来没有秘藏过增添世仇的资料,谋划过飘零贵族的聚会。他的深棕色的眼瞳没有发出过任何暗示,他的美髯公的胡子没有抖动过任何信号。

  他知道时势在剧变,时间在急逝,生命在重组。他知道一切依托于过往历史的所谓身份,乍一看是真实的,实际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种崭新的重建,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体目的的重建。他不愿意参与这种表演式的重建,更愿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楼空的放松。

  是的,他不要那种身份。为了摆脱那种身份,他甚至四处逃奔,改换门庭,直到进入江湖好汉们所说的“赤条条一身来去无牵挂”的境界。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

  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

  这让我想起我的诗人朋友余光中先生。他因写过《乡愁》一诗,很多与他稍稍有点关系的地方都希望他宣布故乡在斯,所愁在斯。但他说:我的故乡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中华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余光中先生是汉人,这样说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汉人,这样做很奇特。

  其实,这是他作出的郑重选择。

  越是动荡的年代越有选择的自由,他运用了这种自由。

  有不少人说,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种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无法选择。我认为,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正因为血统无法选择,也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正因为文化是自己选择的,当然也就比先天加予的血统更关及生命本质。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种固定人群的被动承担,那么,这种文化和这种人群,都会失去生命的创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必然导致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这种布置中有远年的豪华金饰,也绝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这个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负着自己选择的中华文化,出现在自己选择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后,他又与成吉思汗在一起,召来了他在中华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处机的道家。

  这一来,成吉思汗本人也在开始进行文化选择了。对于位及至尊又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来说,这种文化选择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但是,如细雨润物,如微风轻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头来,对这两位博学的智者露出笑颜。

  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里出现的文化选择,今天想来还觉得气壮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达自己文化身份时,重点选择了两个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实施理性管理。

  这两个方面,使蒙古民族为后来入主中华大地、建立统一的元朝,作了文化准备。

  这两个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来的行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文人虽有文化身份却没有行为身份,使文化变成了贴在额头上的标签,谁也不指望这种标签和这种额头与苍生大地产生关联。

  经过以上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相反的人格结构——

  第一个人格结构:背后的民族身份是飘忽模糊的,中间的文化身份是坚定明朗的,眼前的行为身份是响亮清晰的。

  第二个人格结构:夸张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为。

  也许,在我们中国,最普及的是第二个人格结构,因此耶律楚材显得那么陌生。

  什么时候,如果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千里跋涉来到人世灾祸的第一线,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实实地以终极人性扭转历史的进程,那么,耶律楚材对我们就不陌生了。

  最后提一句,这位纵横大漠的游子毕竟有一个很好的归宿。他的墓和祠,还在北京颐和园东门里边。我每次都是在夕阳灿烂时到达的,总是寂寥无人。偶尔有人停步,几乎都不知道他是谁。

  在颐和园留下他的遗迹,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我还曾因此猜测过这位晚于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数民族皇帝的人格结构,并增添了几分对他的敬意。

  余秋雨散文二:庐山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余秋雨散文三:沙原隐泉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顺着脚印走罢,但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

  挡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才踩几脚,已经气喘,浑身恼怒。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能欢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蛮劲,还能飞奔峰巅。这儿可万万使不得蛮劲。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碰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之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轻,与它厮磨。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罢,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它总在的,不看也在。还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罢。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划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干的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完全不必担心栖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凤,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泄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自己深深钟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的清澈和宁谧。或者,干脆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的纤瘦和婉约。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九溪的树荫下。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下一片污浊?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嗤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着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所说的滑稽,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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