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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代表作品

时间:2016-07-29 10:27:13本文内容及图片来源于读者投稿,如有侵权请联系xuexila888@qq.com 淑贤 我要投稿

  余秋雨散文不仅在散文体制上大胆创新更以深刻的人性关怀,冷静的历史反思及沉重的文化忧患博得了读者的青睐。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余秋雨代表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余秋雨代表作品

  余秋雨代表作品:笔墨祭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 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很道地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著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頫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实在看不惯赵孟頫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

  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钟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頫,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因写《艺舟双揖》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见到一幅赵孟頫的墨迹,乍看全是赵孟頫,但仔细一看,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頫就不可能是赵孟頫。赵孟頫学过二王,学过李北海,学过诸河南,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赵盂頫只剩了一种字形,显然是赝品。

  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像赵孟頫这么复杂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结果;已经汇聚、溶化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大家,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并在墨迹指认出来。这种现象,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 正好相悻。这里,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的情况也是有的,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还揣摩过其他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他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巅。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不太容易。但是,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连苏东坡也逃不过。

  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比较彻底的文化革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身来。别的且不说,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国会有哪个人,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

  也许,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

  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

  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因此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路论,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书法领域内部,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颠倒、错位、裹卷、涡旋、复旧、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时肥时瘦,时浓时枯,但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立即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性变革的来临,才能出现根本性的阻断。

  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

  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土披里纯”。①

  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

  ①英文“灵感”一词的音译,五四前后常见诸报刊,有人还把这5个字写入白话诗中。

  毛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大家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用的当然是毛笔。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著把文意口述给他听,他的毛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一页又一页,一叠又一叠,一本又一本,涌向书肆,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这或许是中国毛笔文化极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现,你看,就凭着毛笔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他们开始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们发现了原装酒,一喝,劲儿大多了,他们不再满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坛。

  许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因学外文而放弃了毛笔。毛笔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广阔,他们变得义无返顾。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对毛笔文化的一次系统维护。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是窗户的开启者,又是大门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笔指点一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他们洞悉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重要的事。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他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但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对他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文房四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陈独秀够激进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对这句话,沈尹默刻骨铭心。沈尹默后来也写写白话诗,但主要精力却投注在书法上,终身不懈。成了中国现代毛笔文化的一个重要孑遗。

  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显地高人一筹。但他后来却深深地埋向毛笔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笔抄一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书为文当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但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已成为一个毛笔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写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买墨小记》,道尽了他所沉溺的那个天地,也展露了那个天地中的他。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种人格情趣。而这种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写《买墨小记》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题曰《论毛笔之类》。尽管不是故意的,兄弟俩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大相径庭,真可称作是一场“笔墨官司”了。鲁迅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等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两位成熟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问题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细细品味他们的文句即可明白,这里潜伏着一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鲁迅洒笔开去,从用笔说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课题:“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鲁迅说,改造传统很艰难,而禁止青年人却很容易。在中国,当“改造传统”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让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风。但禁止的结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种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刘半农的这种讽刺显然是极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入一条乾嘉式的道路。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对的,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水准,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国学根底深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反对他们在毛笔文化中把聪明才智耗尽。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

  余秋雨代表作品:腊梅

  人真是奇怪,蜗居斗室时,满脑都是纵横千里的遐想,而当我在写各地名山大川游历记的时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静定的小点在眼前隐约,也许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许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边赶也赶不走的小鸟,也许是一个让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时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儿都会浮现出来的记忆亮点,一闪一闪的,使飘飘忽忽的人生线络落下了几个针脚。

  是的,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末,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

  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为此,我要在我的游记集中破例写一枝花。它是一枝腊梅,地处不远,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

  步履再矫健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住医院对一个旅行者来说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体力没体力,要空间没空间,在局促和无奈中等待着,不知何时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来天道酬勤,也罚勤。你们往常的脚步太洒泼了,就驱赶到这个小院里停驻一些时日,一张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习惯不习惯。

  那次我住的医院原是一位外国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树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惯了山水秀色,两眼全是饥渴,成天在树丛间寻找绿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错,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样的病房服在反复转圈,越看心越烦。病人偶尔停步攀谈几句,三句不离病,出于礼貌又不敢互相多问。只有两个病人一有机会就高声谈笑,护士说,他们得的是绝症。他们的开朗很受人尊敬,但谁都知道,这里有一种很下力气的精神支撑。他们的谈笑很少有人倾听,因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应、勉强的笑声。常常是护士陪着他们散步,大家远远地看着背影

  病人都喜欢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挤满了人。大家赶紧在那里做深呼吸,动动手脚,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秃秃的树枝和病恹恹的面容。只有这时,一切都将醒未醒,空气又冷又清爽,张口开鼻,抢得一角影影绰绰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觉得空气中有点异样,惊恐四顾,发现院子一角已簇拥着一群人。连忙走过去,踮脚一看,人群中间是一枝腊梅,淡淡的晨曦映着刚长出的嫩黄花瓣。赶近过去的人还在口中念叨着它的名字,一到它身边都不再作声,一种高雅淡洁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慑住。故意吸口气去嗅,闻不到什么,不嗅时却满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仅仅是一枝刚开的花,但在这儿,是沙漠驼铃,是荒山凉亭,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病友们看了一会,慢慢侧身,把位置让给挤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两圈,又在这儿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从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腊梅为中心的圆弧线。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点神经质。天地狭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开。听人说,许多住院病人都会与热情姣好的护士产生一点情感牵连,这不能全然责怪病人们逢场作戏,而是一种脆弱心态的自然投射。待他们出院,身心恢复正常,一切也就成为过眼烟云。

  现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腊梅上了,带着一种超常的执迷。与我同病房的两个病友,一早醒来就说闻到了腊梅的香气,有一位甚至说他简直是被香气熏醒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病房离腊梅不近,至少隔着四五十米。

  依我看来,这枝腊梅确也当得起病人们的执迷。各种杂树乱枝在它身边让开了,它大模大样地站在一片空地间,让人们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态。枝干虬曲苍劲,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光看这枝于,好象早就枯死,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枪的历史造型。实在难于想象,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花瓣黄得不夹一丝混浊,轻得没有质地,只剩片片色影,娇怯而透明。整个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叶落枝黄地闹了一个秋天,天寒地冻地闹了一个冬天,全是在为这枝腊梅铺垫。梅瓣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这种颤动能把整个铅蓝色的天空摇撼。病人们不再厌恶冬天,在腊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与清寒相伴随。这里的美学概念只剩下一个词:冷艳。

  它每天都要增加几朵,于是,计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个病房的一件大事。争论是经常发生的,争执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细数点。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夜里,病人们甚至会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头埋在花枝间。月光下的腊梅尤显圣洁,四周暗暗的,唯有晶莹的花瓣与明月遥遥相对。清香和夜气一拌和,浓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来,天气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纷飞,整个院子一片银白。腊梅变得更醒目了,袅袅婷婷地兀自站立着,被银白世界烘托成仙风道骨,气韵翩然。几个年轻的病人要冒雪赶去观看,被护士们阻止了。护士低声说,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这般风寒?还不快回!

  站在底楼檐廊和二搂阳台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着腊梅。有人说,这么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说大雪只会催开更多的蓓蕾。这番争论终于感动了一位护士,她自告奋勇要冒雪去数点。这位护士年轻苗条,刚迈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间。她步履轻巧地走到腊梅前,捋了捋头发,便低头仰头细数起来。她一定学过一点舞蹈,数花时的身段让人联想到《天女散花》。最后,她终于直起身来向大楼微微一笑,冲着大雪报出一个数字,惹得楼上楼下的病人全都欢呼起来。数字证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腊梅反而增加了许多朵,没有凋残。

  这个月底,医院让病人评选优秀护士,这位冒雪数花的护士得了全票。

  过不了几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这么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拥到了檐廊、阳台前。谁都明白,我们的腊梅这下真的遭了难。几个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雨越来越大,有些花瓣已冲到檐下,病人们忧愁满面地仰头看天,声声惋叹。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去架伞!”

  这是另一位护士的声音,冒雪数梅的护士今天没上班。这位护士虽然身材颀长,却还有点孩子气,手上夹把红绸伞,眸子四下一转。人们像遇到救星一样,默默看着她,忘记了道谢。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说红伞太刺眼,与腊梅不太搭配。护士噘嘴一笑,转身回到办公室,拿出来一把黄绸伞。病人中又有人反对,说黄|色对黄|色会把腊梅盖住。好在护士们用的伞色彩繁多,最后终于挑定了一把紫绸伞。

  护士穿着-乳-白色雨靴,打着紫伞来到花前,拿一根绳子把伞捆扎在枝干上。等她捆好,另一位护士打着伞前去接应,两个姑娘互搂着肩膀回来。

  春天来了,腊梅终于凋谢。病人一批批出院了,出院前都到腊梅树前看一会儿。

  各种树木都绽出了绿芽,地上的青草也开始抖擞起来,病人的面色和眼神都渐渐明朗。不久,这儿有许多鲜花都要开放,蜜蜂和蝴蝶也会穿墙进来。

  病房最难捱的是冬天,冬天,我们有过一枝腊梅。

  这时,腊梅又萎谢躲避了,斑驳苍老,若枯枝然。

  几个病人在打赌:“今年冬天,我要死缠活缠闯进来,再看一回腊梅!”   护士说:“你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也不希望健康人来胡调。健康了,赶路是正经。这腊梅,只开给病人看。”

  说罢,微微红了点脸。

  余秋雨代表作品:五城记

  一、开封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省会在郑州,它不是。这是它的幸运。曾经沧海难为水,老态龙钟的旧国都,把忙忙颠颠的现代差事,洒脱地交付给邻居。

  陪同我的人说,宋史上记载的旧地名,都在今天开封地底下好几公尺。黄河经常决水,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庞贝古城潜藏得过于轰轰烈烈,中国人温文尔雅,连自然力也入乡随俗,一层层地慢慢来。开封古都,用灾难的刷把,一次次刷新。人们逃了又来了,重新垦殖,重新营建,重新唤醒古都气韵,重新召来街市繁荣。开封最骄傲的繁荣,见之于《清明上河图》。

  开封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再地在灾难的大漠上重新站立,立誓恢复淤泥下的昔日繁华。但是,淤泥下的一切属于记忆,记忆像银灰色的梦,不会有其他色彩。于是,开封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

  只有最高大、最坚牢的构建未曾掩埋。台阶湮没了,殿身犹在;高塔被淤没底层,仍然巍然不摧。那天我与友人同去开封,不知爬了多少台阶,古塔、古塔、古塔,宫殿、宫殿、宫殿。我累了,上下环顾,对友人说:“我真想把荒草间的石阶拍下来,题名时间。”友人说:“别拍了,一端相机便成了现代。”   倒也是。时间的力量只能靠着体力慢慢去爬、去体会,不能拿着一张照片轻松地去看。一轻松,全都变味。

  国内许多古塔已经禁止人们攀援,而开封古塔却听便。不必过于担心有无数的人在塔中拥挤,爬塔是一种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塔阶很窄、很陡、也很暗,不拼力爬到每层的窗洞口你不可能停下,到了窗洞口又立即产生更上一层观看的渴念。爬塔心理可以构成一种强烈的悬念线,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要么不进塔。进了它,爬了它,很少有人半途而返。让体力心力不济的人们静静仰望吧,塔身中天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千年前建塔的祖先们,不经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来俯瞰一代代的子孙是否有点出息、有点能耐。当我爬到最后一层,我真想气喘吁吁地叫一声:“我报到,我的祖先!”

  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构建,才有能力召唤后代。

  二、南京

  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许多事,本来属于全国,但一到南京,便变得特别奇崛,让人久久不能释怀。历代妓女多得很,哪像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那样具有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使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艳丽色彩?历代农民起义多得很,哪像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为天京的洪秀全,那样叱咤风云,闹成如此气象?历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现代还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

  中华民族就其主干而言,挺身站起于黄河流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风夷习的侵染,情景自然就变得怪异起来。南京当然也要领受黄河文明,但它又偏偏紧贴长江,这条大河与黄河有不同的性格。南京的怪异,应归因于两条大河的强力冲撞,应归因于一个庞大民族的异质聚汇。

  这种冲撞和聚汇,激浪喧天,声势夺人。因此,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玄武湖边上的古城墙藤葛拂拂,明故宫的遗址仍可寻访,鸡鸣寺的钟声依稀能闻,明孝陵的石人石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庙的店铺重又繁密,栖霞山的秋叶年年飘落,紫金山的架势千载不移,去中山陵、灵谷寺的林荫道,永远是那样令人心醉。

  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北京是过于铺张的聚集,杭州是过于拥挤的沉淀,南京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我多次对南京的朋友说,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除了夏天太热,语言不太好听之外,我从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

  心中珍藏的千古名诗中,有不少与南京有关,其中尤以刘禹锡的《石头城》为最: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1000多年前的诗人已把怀古的幽思开拓到如此气派,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实在是气可吞天。

  三、成都

  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说,群山密布的西南躲藏着一个成都,真是一种大安慰。  我初次入川,是沿宝成铁路进去的。已经看了那么久的黄土高原,连眼神都已萎黄。山间偶尔看见一条便道,一间石屋,便会使精神陡然一震,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永远是寸草不生的连峰,随着轰隆隆的车轮声缓缓后退,没完没了。也有险峻的山势,但落在一片灰黄的单色调中,怎么也显现不出来。造物主一定是打了一次长长的瞌睡,把调色板上的全部灰黄都倾倒在这里了。

  开始有了隧洞,一个接一个,过洞时车轮的响声震耳欲聋,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张望了多少次,总也没有绿色的希望。但是,隧洞为什么这样多呢,刚刚冲出一个又立即窜进一个,数也数不清。终于感到,有这么隆重的前奏,总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果然,不知是窜出了哪一个隧洞,全车厢一片欢呼:窗外,一派美景从天而降。满山绿草,清瀑飞溅,黄花灼眼,连山石都湿渌渌地布满青苔。车窗外成排的桔子树,碧绿衬着金黄,硕大的桔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造物主醒了,揉眼抱愧自己的失责,似要狠命地在这儿补上。

  从此,我们一刻也不愿离开车窗,直至成都的来到。

  有了一个成都作目的地,古代的旅行者可以安心地饱尝入川的千里之苦了。蜀道虽难,有成都在,再难也是风雅,连瘦弱文人也经受得了。

  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九州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才思横溢的文学家。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成都的名胜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游子的遗迹。成都人挺大方,把它们仔细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庆,成都的沉淀力强得多。正是这种沉淀力,又构建了它的稳健。重庆略嫌浮嚣。

  重庆也有明显的长处,它的朝天门码头,虎虎地朝向长江,遥指大海,通体活气便在这种指向中回荡。沉静的成都是缺少这种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楼边洒泪揖别,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无边的宽广。

  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四、兰州

  常听人说,到西北最难适应的是食物。但我对兰州印象最深的却是两宗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

  因此,这座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留给我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一上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另递鲜汤一小碗,如若还需牛肉,则另盘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酱。在兰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会超过平时的食量。

  我兰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历尽磨难之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铺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见范先生来便亲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点差池。范先生轻声告诉我,这位马师傅实在是一位侠义之士,别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这儿吃面的演员突然遭冤被捕,关在监狱里,判刑不轻。妻子亲朋都离他而去,过年过节时也没人来探望。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位马师傅出现在铁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无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断,一直延续整整20年之久。20年后,演员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邀请和感谢,马师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来吃牛肉面时,投以轻轻一笑。

  正说着,马师傅的牛肉面已经煮好端来,只一口,我就品出兰州的厚味来了。

  在风味上,白兰瓜与牛肉面正恰构成强烈对比。这种瓜吃时须剖成长条,入口即满嘴清凉,味不浓,才嚼几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间,立时觉得通体润爽。据说白兰瓜是外来品种,兰州接纳了它,很快让它名扬中华。兰州虽然地处僻远的西北,却是闻名的瓜果之乡。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兰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车经过兰州站,车厢里会变戏法一样立即贮满了各种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满车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与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异,这儿的风气颇为疏朗和开放。衣着入时,店货新潮,街道大方,书画劲丽,歌舞鼎盛,观众看戏的兴趣也洒脱的正常。京剧、越剧、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个外国话剧,票房价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须经兰州,因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五、广州

  终究还得说说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他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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