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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仁者乐山

时间: 淑航2 余秋雨

  对于一些高山,你喜欢吗?下面请欣赏小编带来的余秋雨的《仁者乐山》。

  《仁者乐山》原文: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欧进入了中欧,目光当然会有一点转变。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然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

  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巴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它当然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因此显得沈闷而困倦。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它是欧洲的异数,因上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当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

  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及至改革开放,农村快速富裕,却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纷乱、艳丽的致富图像,更是把人迹凌驾于自然之上。到奥地利才懂得,只有当人们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农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说,要达到奥地利农村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让人力毕现,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提高教育水平和审美水平,再让人迹收敛。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低级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级自然化”三段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应该力争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弯路,尽量让山区农村在自然化的原则下从低级走向高级。这是因为,“非自然化”的进入和摆脱,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终究对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

  然而,要跳过这个阶段很不容易,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取决于高层设计人员的介入和引导。奥地利的山区农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种“非自然化”建筑留下的任何痕迹,显然没有走多大的弯路,用最俭朴的方式抵达了高级自然化状态。

  甚至,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也几乎看不到那些自以为非常热爱自然风光,却又以触目的别墅、度假村之类损害了自然风光的城里人印迹。我们周围的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把“回归自然”的口号付诸实践的时候,实际上是骚扰了自然。他们为了谋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带来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材料,与山野的素朴本质格格不入,结果便点点块块地蚕食了山区农村的整体美学生态。

  奥地利这么美丽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当然也毫无市侩气息,而是彻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由于居住着非常合适的人,因此非常适合人居住。

  奥地利使欧洲的山、水关系平衡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孙子对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很著名的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质量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埃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质量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响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对象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有关余秋雨散文读后感推荐: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轻小”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无关乎深沉和浅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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