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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短篇散文

时间: 如英2 迟子建

  迟子建的作品中独具一种自然清新的文学气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迟子建短篇散文,以供大家阅读。

  迟子建短篇散文:苍凉的群像

  6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刚刚从德国访问归来,刘学颜专程从阿城来到哈尔滨,把厚厚一沓的《叩问大荒》的手稿交给我。

  说真心话,四月份我在大兴安岭,他在电话中邀我为这部即将出版的新书作序时,我是犹豫的。因为作序是马虎不得的事情,起码要把书稿看完整了。耗时费力不说,我还怕把握不好作品的“气韵”,差点“临阵脱逃”。最终能接过这部沉甸甸的书稿,除了不好推却文友的这份信任,更是刘学颜所从事的研究和他的写作视域,吸引了我。

  刘学颜在金源故地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任馆长。但凡从外地来到哈尔滨的文学界朋友,只要时间允许,有两个地方是必去无疑的,一个是呼兰的萧红故居,另一个就是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了。前者凭吊的是让人感伤的故人,后者凭吊的则是悲壮的历史。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你能看到曾染过鲜血的剑,生活用的陶罐和银盘,祭祀的香炉,以及权位象征的印玺和可供梳妆的鲤鱼镜———一个人在这样的“实物”中流连久了,衣袖间又怎能不沾染着一缕远古的斜阳呢。

  我花了三天时间,读完了《叩问大荒》。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汲取知识的行旅,是一次触摸黑土地脉搏的行旅,更是一次文学的审美行旅。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刘学颜能够潜心沉入民族历史记忆的深处,以一腔豪情,一己之力,挖掘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人物,一次次地踏上寻访之旅,本身就是不寻常的,更何况,他要做一个文字的雕刻家,为这样的人物悉心塑像,就更加让人尊敬和感动了。

  为人物塑像最难的,首先是姿态吧:有些人物,在历史中已经被定型为一种姿态,如完颜阿骨打和金兀术。刘学颜以史实为依据,除去民间演绎中无端加在这些人物身上的不实之处,还他们以本来的面目。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开始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有天时地利之便的刘学颜,在剖析人物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特征上,底气更足一些。雕像的姿态确立了,他们的神态,还有赖于血肉丰满的史实来填充,所 以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 “行万里路”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在书斋中思考着的刘学颜,还有一个行走着的刘学颜。历史和现实,就在这“静”与“动”之间,微妙地连接起来。

  一条隐秘的通道,悄悄地被打开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英勇杀敌的“蓝脸”的窦尔墩,看到了漠北风雪之中伫立着的李金镛,看到了刺杀伊藤博文后穿着民族服装凛然赴死的韩国义士安重根,看到了沦为战俘的徽钦二帝、在“牵羊礼”中身披羊皮的屈辱一幕,看到了被誉为“东北三才子”之一的荣孟枚的晚节不保。刘学颜身上有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他所选择的历史人物,大都铁骨铮铮。如马占山、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金剑啸、杨子荣等。当然,他也写了另一类英雄,如王进喜、马永顺。而身为作家的他,对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吝笔墨地描绘了萧红、周立波、舒群等现代作家的风采。

  读刘学颜的书稿,感觉他还是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他古诗的功夫,在同龄人中,是翘楚。那些穿插于书中的诗词,如四散的珍珠,使整部书有了别样的光彩。这里随意摘录几句我喜欢的:“恁有百年不居穴,所居灵帐在草原”(注:拜谒寿山墓之作) “万里淘金成野鬼,一身洁玉露骨天”(吟咏胭脂沟金矿妓女坟中的诗句),再如踏访《林海雪原》故地后吟就的“威虎啸天狼声哀,英雄已死雪山白”。

  虽然我与刘学颜不过几面之交,但他的人和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能够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不断思考和笔耕的人,一定是不流俗的人。比较而言,我更喜欢他此书中雕刻的那些已经逝去的英灵的雕像,他写他们的荣辱悲欢时,更加客观透彻,挥洒自如。而写到健在的人物时,笔墨就有些“涩”,很难出彩,个中原委,我能理解,这也是不能求全责备的事情。

  我想,以后朋友们再来哈尔滨,去阿城参观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时,我又可以多了一个话题:那里还有一个隐形的博物馆,由刘学颜馆长亲手筑就。其人物长廊中陈列的雕像,顶天立地,透露着苍凉之气,值得一看。

  迟子建短篇散文:奏捷之驿

  四十年前,姐姐八岁,我五岁,弟弟三岁。母亲呢,只有二十七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三百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三四天,多则六七天,煞是曲折。做小学校长的父亲爱开玩笑,他将路途的艰难,算到地球身上去。说是人在一个球上走,这个球还转着,当然走着走着就要滑下来,哪儿那么容易到老家呢。我一想蚂蚁有时在圆石头上爬,也有栽跟头的时候,便觉得父亲说得在理。

  母亲大约不太放心英俊洒脱的父亲吧,她回娘家,总是带上两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年幼无知,每次都要被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我们的角色,跟密探差不多。记得四十年前母亲回外婆家的那次,她出发的前夜,先是许诺回来时给我买件花衣裳,然后反复叮嘱我,让我晚上时跟着父亲,他去哪儿串门,我就去哪儿。我忠于职守,天一黑,父亲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上。我就像牧羊人一样,握着无形的鞭子,看着月亮升得高了,赶紧把父亲赶回老窝。这个时刻的父亲,只能乖顺地做我的羊。其实父亲对母亲是非常忠诚的,他每天总要念叨她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地返回。

  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到三合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三四天,小轮船呢,也得两三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六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费了时间,客车到了三合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三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咻咻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地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它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路的艰辛时,我撇着嘴,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在三合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

  冬天封江了,船停了,母亲归乡的路,只赖汽车轮子了。汽车不像轮船坚如钢铁,它的轮子是凡身肉胎,说坏就坏。轮胎一旦破了,汽车抛锚了,罪也就跟着来了。因为汽车行驶时散发着热量,车内虽然不很温暖,但不至于把人冻着。可它一停下来,如同一个人挺了尸,立刻变得冰凉,我们只得下车,在冰河上奔跑,以免被冻伤。而冰河时常有大面积的冰包出现,这时汽车只能绕道而行。如果绕不好,汽车轮子轧到了苏联疆域,麻烦就大了,双方还得照会。所以开客车的师傅,在拣好路走的时候,还得留意着边界。

  即便这样,那些年,无论冬夏,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大概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铁路开始往漠河延伸,有了火车,汽车和轮船就面临着退役了。火车是森林小火车,只有一列,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吧。它虽然逢站必停,还常常晚点,但坐火车稳当便捷,母亲再回家,就选择火车了。

  如今从我们小镇到漠河乡,不仅有新修起的光滑如镜的水泥路,还有提速的火车。以前三四天的路程,现在半天就走下来了。前年漠河又开通了机场,从北京飞往那里,三个小时就够了。你想饱览北极风光,不过是一盘棋的工夫。

  我还记得读大兴安岭师范时,每逢寒暑假,因为县城的火车站离我们小镇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而那儿又不通汽车,我在返校时,常常要搭生产队进城的马车。由于火车是夜间的,而我往往中午或下午就到火车站了,所以候车室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坐困了,我也不敢睡,怕万一进来坏人,把我的包给偷了。因为旅行包里,装着书本、炒面和咸菜。那个年代,它们都是我的宝贝啊。

  父亲1986年冬季在故乡突发脑溢血,由于没有及时找到车辆,他被送到城里的医院时,耽搁了近三个小时,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终遭不治,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那条十几公里的坎坷的故乡路,在我眼里就像一把长长的尖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总想,如果换做今天,父亲肯定能逃过劫难。因为现在从县城通往那里的车辆,不计其数。

  前年我在翻阅大兴安岭地方志的时候,看到一段有趣的史料,清军第一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胜利后,有三个兵丁从雅克萨出发,飞马奏捷。他们五月二十五日出发,穿越我故乡的莽莽林海,直达关内,六月六日巡幸在古北口外的康熙帝收到了此报。五千余里的路程仅用了十一天,堪称奇迹。从此后,这条驿路就被称为“奏捷之驿”。我在想,十一天,五千里路,曾留下了多少湿漉漉的马的蹄印呢?康熙帝大约不会想到,三百年后,这样的喜报,瞬息可闻。

  但母亲还怀恋着她年轻时代的归乡路。去年冬天,她意外摔伤骨折,卧床养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惆怅地对我说,现在往漠河乡也不通船了,要不坐一趟船儿回去多好啊。我说乘船有什么好,跟牛车一样慢。母亲望着我,满怀忧伤地淡淡回了句:风凉啊。

  迟子建短篇散文:鹿皮袋里的劈柴

  我以为巴黎不总是阴郁的,只是我运气差,才会一连多日难见它的晴朗。可是生活在这儿的朋友告诉我,巴黎的初冬就是这样,很少出太阳。看来巴黎把阳光当成了麦子,种了一春一夏后,到了秋天就收割归仓了。而我五年前去法国,也许是初春的缘故,在巴黎,尤其是在诺曼底一带,看到的天是那么的澄澈。

  在巴黎一周的时间,而正式的会议一个下午就结束了,所以我有充裕的时间逛街和参观艺术馆。邀请我的法国人文学院,安排我住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小旅馆。我请教了我小说的法文译者、在《欧洲时报》供职的董纯女士,那条街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圣·叙勒比斯大街,是左岸的中心区,非常繁华。旅馆的对面,是一家旧百货公司,左拉曾在小说中描绘过的。从我所住的旅馆出发,朝塞纳河走去,也就二十分钟吧。所以去卢浮宫、奥塞博物馆、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就可以了。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傅杰,特意抽出一天时间,陪我去大皇宫,说是那儿正有一个“毕加索和大师们”的展览,展画价值二十亿欧元,被称为“史上最贵的展览”。傅杰是云南人,自己学过画,现在迷恋上了雕塑。由于工作的便利,傅杰带着我,在入口出示她的证件后,便把我径直带入大皇宫,省却了排长队购票的麻烦。

  大皇宫里虽然人头攒动,但并不喧闹。你能听到的,只是缓缓的脚步声。这样的脚步声,其实是来自民间的,最质朴的掌声。第一个展厅展出的,是大师们的自画像。我最喜欢的,是德拉克罗瓦的一幅带着忧郁之气的自画像,还有一幅毕加索的早期作品。画中的毕加索还是个少年,牵着一匹马,表情庄严、纯洁,背景是迎春枝条一般的鹅黄色,看上去清新、温暖。这次展览,请来了马奈的《奥林匹亚》,德加的《苦艾酒》,安格尔的浴女图,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以及提香、高更、普桑等巨匠的作品。看他们的作品,一个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做一个画家是幸福的。绘画和音乐在我眼里是长着翅膀的艺术,因为它们不像文学那样,如果跨越国界,必须借助于翻译。只要你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聪灵的耳朵,不管什么肤色和讲何种语言,都能感知绘画和音乐的美,触摸到它的魂灵。从这点来看,画家和音乐家是真正获得了“解放”的人,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内里内外都是自由的。

  从大皇宫出来,傅杰又带我参观了埃米尔·诺尔德的画展。他是德国表现主义的代表性画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老实讲,我不太喜欢他的画,过于堆积的色彩和夸张的形式,给人的视觉造成了压力。这样的画缺乏空气,让人不能自如地呼吸,这也是我不喜欢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一些作品的一个缘由。形式过于强悍,带着股粗暴之气。而好的艺术,不管外表多么光怪陆离、五光十色,其内核应该是柔软的。

  参观完画展,我和傅杰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散步。路边的梧桐树大都脱尽了叶子,只有一棵,还灿烂着。好像这树恋爱着,得到了上苍的怜惜,让它赴了一场漫长的约会,延长了青春。我在那棵树下,拍了张照片。梧桐树其实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悬铃木,它的叶片与枫叶很像。可以想见,被秋风和寒露浸染得一派金黄的叶片,是何等的风华!

  接下来的几天,我握着张地图,开始独自在巴黎的小街里闲走。这对我来说,是最惬意的时刻。因为走累了,随时可以推开一家咖啡店的门,喝上热腾腾的咖啡。巴黎是没有败笔的,随便你走到哪儿,抬起头来,都有入眼的风景。不像我们,若是在一个城市走出了“风景区”,猛然面对的,往往是破败的大街和肮脏的陋巷,让人意兴阑珊。有一天,我踅进一家装饰店,忽然发现虚拟的壁炉下,躺着一个长方形的宽松的皮口袋,好像谁刚刚长途旅行归来,进门把它丢在地上的。我诧异,这儿的装饰店,难道兼营皮包的生意?我走过去,一看,那敞开的袋口里,现出的竟然是几块劈柴!那是个上好的鹿皮口袋,价格不菲,可它仅仅是装劈柴的口袋!那一瞬间,我想起了童年在大兴安岭的时候,为了抵御漫长的冬天和寒冷,我几乎每个早晨都要从户外抱回劈柴,堆在火炉旁的墙角。那些劈柴赤裸裸的,从无装饰。讲究的人家,至多不过用箩筐盛它。这鹿皮袋里的劈柴,让我似乎寻到了巴黎的品质——再朴素的心,也要有一个高贵的外表。

  归国的那天,吃过早饭,我就步行去奥塞博物馆,因为航班是晚上的,我可不想浪费一个白天。我去奥塞,其实只想再看看米勒的画。上次去那儿,站在他的画作前,总有不舍的感觉。奥塞正有一个毕加索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的主题展览。那个临时划出的狭小展区,排起了长队,我也加入了那个行列。半小时后,我进了展区。迎面矗立的,就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画中那个坐在两个衣冠楚楚绅士间的裸体女郎,与《奥林匹亚》中的女郎是同一个人。她是马奈的模特默兰,出身贫寒,晚景凄凉。她那睥睨世俗的无邪眼神,震惊了世人。与马奈原作同时展出的,是毕加索戏仿的《草地上的午餐》,各种形式、不同比例的,大约有十几幅之多。可是不管我怎么看,总感觉不如马奈的原作震撼人。毕加索的魅力,不在仿作上。因为再高明的仿作,也是做别人的奴隶,而毕加索无疑是个做主子的人。

  看过了科罗、梵高、蒙克、莫奈等的作品后,我来到二楼,看罗丹的雕塑。罗丹无疑是上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奥塞有他的《巴尔扎克》《地狱之门》(局部)等作品。说起罗丹,我们都会想起他的学生和情人克洛黛尔。克洛黛尔的作品,并不在罗丹之下。她的后半生,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这也让我想起毕加索,他和罗丹一样,一生不停地追逐女人,再抛弃女人。他们的辉煌里,无疑浸润着女人的珠泪。看着克洛黛尔的作品,我的心一阵作痛。

  到了与奥塞告别的时刻,我下楼来,拜望米勒。这个诺曼底出生的画家,灵魂里凝聚着那片海域的庄严和宁静,所以他的《晚钟》《牧羊女》《播种者》,充满了宗教感,深沉朴素,凝练浑厚。画面中辽阔的田野,虔诚的劳作者和祈祷者,像是那个世纪农民的雕像。虽然画作不是明亮的,可是你却能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光明,这就是米勒的魅力,他把光明融进泥土中了。与一壁之隔的毕加索和马奈的联展相比,米勒的画作前观者寥寥。毕加索是唯一一个在世时看着自己作品入卢浮宫的画家,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他都享受着至高的荣誉。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了那个装着劈柴的鹿皮口袋。我觉得毕加索很像那个鹿皮袋,在形式上征服和吸引了人的眼球,而米勒,则是里面的劈柴。而我更爱的,是劈柴,因为它能够熊熊燃烧起来。

  出了奥塞,巴黎雨雪交加。这也许是巴黎的第一场雪吧。风很大,塞纳河畔几乎不见行人了。也许是我撑的轻型伞的伞骨太软了,它被狂风掀起,将我暴露在雨雪中。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哭了,因为雨雪把睫毛打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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